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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建华:火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方式

时间:2017-8-13| 来源:| 编辑:| 点击:0次

  陈建华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,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荣休教授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。

  学者陈建华新著《文以载车:民国火车小传》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《文以载车》是1本典型的大家小书,以晚清至民国时期文学中的火车表现为叙事主角,追踪纵横交错的铁道地图的历史构成,勾画城乡分野、经济发展与物资文明的进化,同时分析由火车给人们所带来的平常生活、思惟与行动方式的变化。书当选取的文学作品包括54新文学、鸳鸯胡蝶派、新感觉派等,以学术随笔的写法,通过火车这1叙述对象开启读者理解现代文学文化史的1扇新窗口。澎湃新闻记者对陈建华进行了专访。

  陈建华 图片由陈建华提供

  澎湃新闻:这本书有1个统1的问题意识吗?

  陈建华:问题意识固然有,原来在香港科大上过1门中国现代文学和衣食住行的课,由于鲁迅啊张爱玲啊都讲过了,想讲点新的,其实这个课本身是强调平常生活和物资文化。如果总是讲宏大叙事、国族想象、意识形态、观念启蒙这些东西而不讲平常生活和物资文化,就有脱空的危险。我开头的1个想法就是通过火车、汽车、黄包车、电车等交通工具来发掘浏览1些文本,然后把它当做视察城市生活的入口。首先挑了火车,由于这个交通工具在现代中国,是1个庞然大物,重要性不言而喻,像“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”之类的说法我们耳熟能详,在“文革”当中也被当作口号。所以火车跟中国近现代文化、文学有甚么样的关联?对我来讲,为何要写这个东西,要说明哪些问题?固然会斟酌到,不可能1盘散沙,甚么都讲,1定要有所集中,但你说是否是有1个统1的问题意识,可能很难说。

  从学术研究来讲,这也是为自己开辟新的空间。我1向对文化史有兴趣,在国外读书时就接触到罗伯特·达恩顿的《屠猫记》,还有林·亨特的“新文化史”、彼得·盖伊的关于欧洲布尔乔亚文化的著作,这方面看了很多。不过我自己从事的是1种“文学文化”的研究,文学是动身点,朝文化的方向延伸,根据实际情况与其他学科相连接,即所谓跨界吧。就我个人来讲与法兰克福学派或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批评、文化研究的关系比较密切,更喜欢本雅明。还有1点,我这10几年1直在研究鸳鸯胡蝶派,接触到很多火车的文本。所以想把新旧文学放在1起讲,目前来讲,有人研究通俗,有人研究54,我想把二者放到1起,能够打开1些思路,对现代中国有个整体的理解。要说问题意识的话,这些是我最初的1些想法。

  沈禹钟

  澎湃新闻:很多民国作家都写到火车,为何这些作家对火车如此感兴趣?

  陈建华:这个问题很有趣。我想首先由于火车是平常的生活经验,像丰子恺就写他小时候怎样第1次乘上火车到杭州,就觉得自己长大了。也就是火车和现代人的命运之间,它既是平常,又不那末平常。就像丰子恺坐了那末多火车,最后想起来,有些东西还是难以了然。民国作家大多有乘火车的经验,特别是上海作家,有的就是老家在苏州,3日两头要乘火车到上海来上班。有的就是把火车当做人生的隐喻。1方面它是平常经验,1方面它会激起你1些思考。火车这样东西,当你想它的来龙去脉,想到它跟你人生的关系,就会有1些想法。就像有的作家写他在火车里做梦。有的人在火车里思考资本、人的处境,像这本书最后1篇小说《车尘》,虽然沈禹钟是个旧派作家,写的是文言,却写得比较深入。

  其实有很多东西没有写进这本书里,比如好多新诗。像徐志摩写了很多火车的新诗,比如《沪杭车中》、《火车擒住轨》等,还有艾青、徐訏等。这些也很值得写,我们可能要问火车和诗体有甚么关系。应当说白话更能表现火车的时期精神,也有用旧诗来写火车的,但不管如何是写不过新诗的嘛,新诗的语言就是跟火车之间和现代性之间有1个天然的联系。

  固然,火车很多人写,也许这个问题可以倒过来看,很多人不写火车,还是不写的人多!

  澎湃新闻:比方张爱玲就不写火车。

  陈建华:对,她写的是电车,《封闭》大家都读过,可说是电车小说的压卷之作。所以这是1个有趣的问题,你说鲁迅写过火车吗?《1件小事》写的是黄包车。还有在《故乡》里面,主人公宁可乘船,最后1段写很多么抒怀,想起闰土,想起前程,如果换成写火车,味道可能就大不1样,对吧?周作人也不喜欢写火车,更喜欢写船。就是说不同的交通工具,也就牵涉到人的思惟结构的关系,或更奥妙的牵涉到审美情趣的关系。火车属于1个现代性的东西。中国作家有很多抒怀的东西,这个和火车就蛮难配合起来。

  张恨水《平沪通车》英译,1997

  火车如何在小说里产生作用

  澎湃新闻:您在书中写到了很多火车文学,这些作品里,有时候火车只是作为故事的背景,但在有的作品里,火车仿佛是有重要的叙事功能的,比如张恨水的《平沪通车》,如果没有火车,这个故事就很难成立,您能否谈谈火车这个交通工具具体怎样在这些小说里产生作用?

  陈建华:对,这也是1个蛮抽象深入的问题,我倒没有想过。叙述跟火车之间到底有甚么联系?你提这个问题可能不只是跟故事本身有关,也就是说为何这样的故事只能产生在火车里。作家在写这样的故事的时候,他是否是意想到二者间有甚么样的关系。我想这样的问题,不同的作家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。有的作家对火车比较敏感,像《车尘》和孙俍工的《前程》等,就是把叙述本身和火车的意义联系起来,火车就带有某种哲理了。像老舍的《“火”车》这篇小说,我觉得写得非常深入,他对“国民性”的鞭笞超乎精神而深入到全部火车运程的机制层面,仿佛在说这样的文化简直无可救药。

  后面这个问题和现代性modernity有关,不同的作家本身就处于现代生活当中。不同的作家、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思惟方式,但这方面又很复杂,如果我们谈抽象的理论,如果谈胡适和鲁迅,那可以分得很开,但如果谈到他们对同1交通工具的想法或体验,有可能他们很多方面是重合的。作家的思想感情的光系色谱是丰富的,我们对某个作家常常会有概念化的理解,如果读了他们讲火车的作品,也许对作家会有1些新的发现。

  张恨水的《平沪通车》,你说得很对,如果不是在火车里,这部小说就没法写。不光是由于1开始就是冷冷清清的车站,然后就是商人,然后故事展开,最后还是落实到车站,但这个商人发疯了。为何产生这个故事?张恨水讲故事1流,语言也1流。这里面讲的是翻戏,就是拆白党。这样的欺骗偷盗这样的故事装在1个时兴女性身上,故事就出彩了。由于你说写火车,匪徒打劫,或是谋杀罪犯这些故事,我想张恨水1定听了很多。但这个故事,我在读的进程中也在想,他在讲这个故事,问题是我要通过这个故事跟读者讲甚么。我侧重的是1个方面,就是它这个故事的新闻性。

  小说和新闻之间的关系,从晚清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如果现在去读梁启超的小说《新中国未来记》,就等于念1大堆公共文体,报纸的文体、公告的文体,当时他们喜欢演讲,喜欢直接的宣扬效应,救国嘛,要动员大众。到了2310年代张恨水这里,这个传统并没有消失,只是目的不同,由于这个作品就是连载在报纸上,本身就是像火车1直在开。

  那末我专门讲了张恨水和报纸、媒体之间的关系,对这些通俗作家来讲,他们之所以能够使小说吸引人,就像《平沪通车》所表现的,1开始就说这个故事是产生在1935年从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,之前火车开到长江边上乘客要下来,自己渡江到对面再上车,但是在1933年由轮船负载火车摆度过江,乘客没必要改车了,这就是“通车”的意思,因而这篇小说含有新闻性,而就在火车摆度过江的时候,那个时兴女子玩了个拆白大骗局,也许说技术发达了,生活方便了,骗局也更奇妙了,所以这个小说有看头。

  渡江轮载运列车渡江时情形,《文华》1933年11月

  南京浦口轮渡桥,火车可由上海直达浦口至天津而抵达北京,《良友》1933年9月

  再1方面,也是很偶然的,我在读《福尔摩斯》小报的时候,发现1个有关火车上拆白女子的报导,其中有1个抽加力克香烟的细节,和《平沪通车》里的情节太像了。所以用这个来讲明像张恨水这类作家,看报等于在做作业,而且他的小说在报上连载,怎样使他写的东西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新闻资源联系起来,也是1个特点。这不像1般新文学“陈义甚高”,他完全是平常的。火车和叙事之间的关系,张恨水是这样1个例子。各个作家都有不同的关注,那你如何来浏览这些作品?我想现在比较有用的就是看他的套路,各个作家有他自己的套路,也许跟某个群体、杂志有关,套路也其实不是1成不变的,也就是说火车带给中国人1种新的思惟模式,但反过来,作家也要把它纳入某1种叙事的套路,这么去看的话,比较关注个别作品里边跟作家之间的联系,也许可以免1些表面的东西。

  火车失火,《图画日报》1909

  幻游火车和它带来的虚幻景观

  澎湃新闻:您在书中提到1913年上海出现1种“幻游火车”,花几毛钱就能够周游世界,这个让人想到贾樟柯的电影《世界》,是否是可以说这样的火车和世界主义的想象有关?

  陈建华:1定是有的。幻游火车这个东西,就是带有那种世界的视野,像拉洋片1样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风景。幻游火车也是这样1个装置,给1般市民看,也许他们没有机会出国,多半会带小孩子去看,它是1种启蒙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在1910年代的上海起到的作用的确跟初期电影是类似的,初期的小说也差不多,可以把它看做同1个隐喻。

  比如晚清的小说,有的专门写气球,受了凡尔纳的《海底两万里》的影响,属于科幻类型,也是在传播1个新的地球地理的观念。我们都知道,中国跨进现代的门坎,就是带着1个新的世界的观念,从前的中国为中心的图景就打破了,随之而来的,中国人也在学习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进化民主自由的新思想。除这类科幻,另外像社会小说,比如李伯元的《文明小史》,也是给你展开1个关于中国的新的地理想象,和旅游文学差不多。也就是说,没有世界观念,谈不上进入世界,进入世界就意味着新的时期来临了,新的时空观念。幻游火车也是在利用这样1种套路,作为1种游戏的情势,也是在制造1种虚幻的关于全球的景观。

  澎湃新闻:在《“震惊”与现代性灾害》1节中,您提到1个很成心思的想象,像包天笑、周痩鹃这样的作家写的有的作品,里面的人物都是洋人,这是为何?

  陈建华:这个现象,我们会觉得很陌生,由于我们现在理解翻译文学,就是中规中矩的,1定要知道是谁翻译的,作家是哪国的,甚么时候的。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文学构成的进程中,假冒翻译或叫“伪翻译”是1个重要的进程,作为1个文学现象也值得重视。特别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时候,1种是像包天笑故意把外国小说汉化,明明里面讲的是外国人的故事,他都改成中国人的名字,也是为了传播某种思想让中国人容易接受。另外1种就是像周痩鹃那样,自己编洋人的故事,当时很流行。他还说我是故意作假,自己想怎样写就怎样写,要比翻译来得爽,还有就是自己想要转达某1种信息,也能够通过这类方式。

  这里面触及到中西文化的落差和挪用的问题,也就是说我们在看洋人的故事,好像在看洋人的生活方式,其实已被周瘦鹃重新编码,反而把它本土化了,实际上你接受的是周痩鹃的1些想法。这是1方面。所以他在写火车的时候,有的是讲明来路的严格的翻译,有的没有说是谁写的,那就是他胡编的。这类伪翻译作为1种文学生产是成心思的,1个是看做家怎样利用中西文化的落差和融通来做某1种传播。我们现在研究近代中国翻译史、文学史1般是不斟酌这些作品的,认为这类是假的,没有价值,如果我们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就会有价值。周痩鹃写火车有翻译也有创作,构成了二者互文互动的1个微谱系,这跟他对火车的偏见有关,他对现代性有1种抵牾的情绪,但是这几篇火车小说讲幻觉与失忆现象,今天看来也不过时。其中《空想》是1篇伪翻译,却把各种类型混搭起来,其实在玩套路。现在我们在研究通俗文学的时候,愈来愈关注到类型和套路的重要性,实际上他们已在玩这些东西了。

  澎湃新闻:您这些年1直在研究包天笑这些鸳鸯胡蝶派,书里也谈到他们的“伤感-艳情”小说,仿佛王德威在讲中国文学的抒怀传统的时候,很少会去讲这类作家和作品,为何?

  陈建华:现在学界讲这个“抒怀传统”,像王德威、陈国球也是针对中国文学史的某种现状试图打开1些新的窗口,理论性上从高友工、陈世襄、普实克这些人1途经来。王德威老师也讲到其它领域,如绘画、书法等,朝文化方面延伸。的确抒怀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很需要探讨,目前来讲谈到抒怀传统在文学里的表现,很少跟鸳鸯胡蝶派联系起来。比方我最近对民国初年的“香艳”文学做了些研究,像《香艳丛书》、《玉梨魂》等作品,我觉得这些和“抒怀传统”有比较直接的联系。我想在整体上,对现代文学研究本身,从美学观念上来讲也许对香艳也好,包天笑、周痩鹃这类作家也好,还是有1定的戒心,觉得美学价值不高,或跟市民生活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,就牵涉到艺术趣味的评价问题。

  老舍

  火车进入文学后,有了“全景感知”

  澎湃新闻:在《车箱社会人看人》1节中,您特别谈到作家的阶级意识的问题。比如作家看到3等车箱的劳苦大众就会有同情心理。但我发现您罗列的小说都是通过1个知识份子的视角去看穷苦人,而没有1个小说是以穷苦人的视角去反观知识阶层,这类视角是否是也跟作者的阶级意识有关?

  陈建华:的确我们碰到这样1个问题,触及文学生产本身的机制性的问题,也就是作家是谁?是甚么样的人?这里面千姿百态,1言难尽。人不光是抽象的概念,而是具体的每天看到的听到的人,特别是在都市里的人,和作家是怎样的1种关系。我们看本雅明写波德莱尔,专门讨论诗人与人群的关系,在作品里面人是怎样被表现的,乃至诗人在平常生活里面,对城市对人本身,他是甚么样的态度。这里面会牵涉到很多的问题,比如说社会性的,或说艺术的审美的。

  文学里的火车是个想象空间,常被当作社会的缩影。总的感觉,我在写人看人的时候觉得不管新派旧派作家,他们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,多是当时中国兵荒马乱的,而且中国作家大多有忧患意识的原因吧。因此你看不到像波特莱尔那种都市“闲逛者”,在“恶之花”艺术世界里诗人和乞丐、妓女或老妇人那种融为1体的人性的升华和救赎。

  固然应当说还是有细微的区分,比如周作人火车里看出去,看到田头辛苦劳作的人,阶级意识就油但是生。像程瞻庐,他就比较放低身段,对自己也采取1种嘲讽的态度,可以看到他和大众的距离就比较小。中国火车有头等2等3等车箱,所以文人在2等车3等车里面,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委屈,很多作家不写可能跟这个有关,这不是甚么很可爱很诗意的东西,固然像包天笑说坐2等车他也很享受。特别是在2310年代战争不断,平常所见的现象就是大兵在车上,老舍写的《“火”车》直接跟这个有关,所以这些其实不是很诗意的东西。老百姓挤火车,乃至有4等车,所以看到这类景象对劳苦阶层的同情也是很正常的。

  陈蝶仙《新酒痕》插图,《小说画报》1917

  澎湃新闻:在《游戏的全景感知》1节中,您说到中国之前的古典白话小说是全知视角,而火车进入后,有了“全景感知”,能否具体讲讲这二者的区分?

  陈建华:现代小说基本上是“限知”的叙事观点,而小说的现代性带来叙事模式的变化,跟火车也很有关系。你坐在火车里看出来的话,视角本身被限定在特定的空间里,虽然火车是1个全景的隐喻,但是在你讲故事的时候,火车在你的全知视野和叙事者角色之间起到媒体中介的过滤作用。这个说法还是1个比较理论抽象的角度。比如像李伯元的《文明小史》几近没有甚么火车,由于那还是火轮船时期,像陈蝶仙的《新酒痕》,火车车箱里描绘的各色人物,给你展现社会的各种文本,带有讽刺的,几近是中国社会全景式的图景,但是他的叙事也是限定在火车车箱空间中,这个空间中也使你知道,产生在火车里的各种各样的人不过是社会镜像的显现,这个跟现实本身还是有1定的区分。

  澎湃新闻:在书中,您提到过1句,“火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方式”,能否再详细谈谈这1点?

  陈建华:火车本身代表了1种新的生产的方式,这个说法来自德国文化史家契凡尔布什的《火车旅程》这本书,我把它做了点引伸。生产方式是由现代生活现代经济决定的,这和现代城市的文化生产方式也有1定关系。最简单的,报纸杂志和火车时刻表配套的,传统社会就没有这样1种时间概念。

  像张恨水的小说发表在报纸上,这类生产方式限定了作家本人,他不能偷懒,就像赶火车1样。对新派作家来讲,他们比较自由1点。比方说在茅盾眼里张恨水的小说属于“章回小说”,跟旧小说差不多,他很看不起,固然他也不会写,由于他要干革命,这么写就不自由了嘛。不过后来茅盾反而称赞旧小说的好处,大概跟他成为职业作家有关。但旧派小说家,1方面他们经济负担比较重,所以从赶火车的意义上更加的明显。像《平沪通车》的内容跟新闻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,像火车每天在跑,看到不同的东西。

  另外一方面,作为1个物资文明的东西,它被比作历史的火车头,火车产生以后,所到的地方,把周围的经济环境改变了,把人的社会关系、精神生产的方式改变了,有时候政治的影响是暂时的,但这些东西你反而没法抗拒,它主宰你生活的方式、思惟的方式。所以火车就给我1些思考。比方今天是高铁盛行,为何我们看到那末多民国时期写火车,现在好像写高铁的故事不多,这里面有1系列的问题。

  澎湃新闻:想问1个事实性的问题,民国作家写火车的时候,都会写速度多么多么快,是否是故意夸大?由于想象中民国火车好像很慢啊。

  陈建华:这个我也没有具体地去计算过调查过。根据张恨水的小说,1趟京沪要跑两天两夜,这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?关于火车的速度,它开始到中国的时候,快跟慢之间不那末固定,后来控制能力提高了,时间就比较能够固定,有了火车时刻表。固然当时火车故障比较多,或军阀时期突然给军人拦截下来,这些都会产生。那你说文学作品里表现的速度和作家主观夸大有关。像刘呐鸥的《风景》这篇小说里,速度是1个非常夸大的带有形而上的现代主义的观念,代表了城市生活的节奏,所以这个夸大,是不同的人对速度有不同的观感体验,表现在文学作品里面却不1样。我简直就觉得《风景》就是对速度概念的玩弄,包括里面写主人公换了个位置,眼睛看过去风景完全换了个方向,在1般的火车描述里就很少。

  澎湃新闻:我看过1些材料,讲到在西方,作为1种技术气力,火车曾1度被认为能比政治革命更有效地实现人类的移动自由和社会同等,在您的浏览视野里,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是否是也有类似的想法,对火车这1技术工具有某种政治理想层面的思考?

  黄士英《农村的虫与都市的车》,《良友》1933

  陈建华:肯定有,火车的移动意味着生活的现代化速度和节奏加快了,这是最表面的。现在更是这样,1条新的高铁开通了,全部地区本来的结构就产生变化,省跟省之间关系也变了,更何况我们面临的是全球化时期,移动意味着甚么?意味着资本、技术、智能等,以数码互联网的速率在移动。

  移动本身是1种动力,民国时期也1样,比方男女平权,明显易见,女子起先是关在家里,因而产生各种运动,像天足运动,小脚解放。到了210年代女子要剪发,要穿没袖的旗袍,要去游泳池健美,这些改变都是移动。移动也包括脑洞里在不断运作,在不断思想。女性能够旅行了,新的描述也有了,画也有了,百美图啊甚么的,像火车开过1样,日新月异,全部世界就被这样1个东西带动,无可抗拒,你只能自得其乐,通过飞速的窗口欣赏外面的风景,虽然这个风景是模糊的。就像我们现在每天在刷屏,很像佛家说的电光泡影,任何的信息都是稍纵即逝的,你乃至不知道它有1天会突然消失,手机被别的发明取代了,但是你玩得不亦乐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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